纪录片的文化价值与对外传播策略

2020-2-27 19:17| 发布者: 小白兔| 查看: 837| 评论: 0|原作者: 刘志刚中共江苏省委党校

摘要: 以纪实风格为基本特征、以文化传承为现实目标的纪录片, 是中国推行文化外交、传播民族价值观念的重要影像载体。面对东西方的文化差异与对外传播的“文化逆差”, 如何在拍摄主体选择、叙事模式创新、对话式语境构筑等 ...

以纪实风格为基本特征、以文化传承为现实目标的纪录片, 是中国推行文化外交、传播民族价值观念的重要影像载体。面对东西方的文化差异与对外传播的“文化逆差”, 如何在拍摄主体选择、叙事模式创新、对话式语境构筑等方面跨越东西方文化障碍, 是中国纪录片践行“影像大使”文化责任、实现民族观念国际表达的时代课题。

一、不同文明对话的名片——纪录片的文化价值

(一) 消除西方话语的刻板印象

素有国家、民族“家庭相册”美誉的纪录片, 在国家形象塑造方面具有其他媒介形式无法替代的功能。首先, 它所塑造的国家形象来自于真实影像, 而不是虚构影像。因而可以突破单一文化的限制, 为不同文明提供对话空间。其次, 国家形象作为一整套符号表述系统, 不仅仅是国家的自我言说, 更着眼于他国对于主体国家的“他者”评价。1我国改革开放四十年来, 在经济、社会和文化等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 然而这些成就却被西方国家别有用心地“提炼”成了所谓的“中国威胁论”。如BBC拍摄的纪录片《中国人要来了》 (2011年) , 通过讲述中国在非洲和拉丁美洲的经济影响力, 试图隐喻式宣扬“中国威胁论”。面对文化传播领域的东西方“话语逆差”, 可以借助纪录片改变西方世界对中国的刻板印象, 多维度展现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和人类的共同记忆, 最终实现国家认同和向世界说明中国的目的。2以中央电视台等主流媒体为依托, 中国近年来拍摄了相当数量的塑造国家形象的纪录片, 如《大国崛起》 (2006年) 、《复兴之路》 (2007年) 、《从卢浮宫到紫禁城》 (2010年) , 这些以宏大叙事为主线的纪录片, 通过对政治风云和强国之路的影像传播, 向世界展现了中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现实状态和勤奋进取、勇于探索的国家形象。

(二) 激发他国认同感

随着不同国家之间跨文化交流的日益密切, 影视作品的文化外交功能越来越受到重视, 纪录片以其真实性、纪实性的特点成为不同国家间文化外交的重要载体。人们之所以用“装在铁盒里的大使”来描述纪录片的文化外交功能, 是因为建构在真实影像之上的交流比任何其他形式更为可信。最早利用纪录片推行文化外交的是西方国家, 二战前后, 英、法、德等国制作了一系列战争题材纪录片, 在全球范围内宣传和阐释本国文化价值。进入21世纪以来, 美国利用《寻找美国》 (2013年) 、《假如美国不存在》 (2014年) 等纪录片, 在全球范围内推销“天赋选民”的美国精神。可见, 纪录片作为跨越意识形态和文化障碍的有效途径, 不仅能够在文化追溯和文明展示中修正受众的刻板印象, 而且能够以当下形态投射未来形象, 实现国家形象认知的连贯性和统一性。3在纪录片创作与传播过程中, 不同国家间通过文化价值的相互投射和彼此沟通, 可以充分释放本国的文化吸引力, 建构起不同国家间积极友好的身份认同关系。如我国2010年播出的《当卢浮宫遇见紫禁城》, 尝试从中国视角和人类立场深度解读卢浮宫与紫禁城两大文明符号, 为全球观众提供了全新的文化体验和思想交流。4而2013年播出的纪录片《透视春晚:中国最大的庆典》国际版, 则将“春晚”这一最具中国代表性的现实文化图景向全球广泛传播, 在关注人类的共通情怀和个体情感诉求的同时, 向全世界展现了中国“四海一家”的国家意志和“和而不同”的国家情感。5

(三) 澄清与还原历史真相

历史是静态的, 文化是多元的, 如何解释历史文化问题关系到每个国家或民族的文化立场和核心价值。以2014年在美国公映的纪录片《钓鱼岛真相》为例, 该片由美国蒙纳瑞克斯电影公司制作、德国籍导演克里斯·里比拍摄, 从第三方视角讲述了中日关系的历史, 并提出钓鱼列岛属于中国的观点。虽然日本主流媒体选择了“集体沉默”, 但该纪录片在全球范围内的成功播出, 对于解释钓鱼岛的历史沿革与厘清钓鱼岛的主权归属产生了深刻影响。再以郭柯导演的“慰安妇”纪录片《二十二》 (2017年公映) 为例, 虽然该片并非一部完美的纪录片, 影片的拍摄技巧甚至略显粗糙, 但作为一部纪录片而言, 《二十二》的意义远远超出了电影技艺本身, 每一帧都是无声的哭诉, 每一秒都是那段历史的活证。正如演员张歆艺评价的那样:“该片并不是用所谓的镜头语言、高超特技去讲故事, 只是实实在在地记录一段不该被遗忘的历史。”该片不仅创造了国产纪录片单片票房的最高记录 (1.7亿元) , 而且因为“用影像记录历史”, 先后获得了釜山国际电影节最佳纪录片奖 (提名) 、莫斯科国际电影节最佳纪录片奖 (提名) 和雅尔塔国际电影节评委会特别奖。

二、个性体验与群体主义——中西方纪录片的文化差异

(一) 个体视角与群体展示:拍摄主体的不同选择

作为一种以纪实为基本特征的影像文本, 纪录片拥有相对完整的叙事系统。在角色选择、故事结构和叙事框架的设置上自成体系, 以相对封闭的叙事空间对应于文化价值的对外传达。由于不同的文化背景, 中国与西方在运用纪录片表达人文精神方面差异明显。西方纪录片更加注重个体情感表达和文化理念展示, 以个体为中心的人文精神渗透于西方纪录片的制作和传播过程。选择特定个体作为拍摄对象, 是西方纪录片的鲜明特征。以20世纪90年代中期出品的美国纪录片《篮球梦》为例, 导演斯蒂夫·詹姆斯为了反映部分美国少年对NBA (美国男子职业篮球联赛) 的痴狂, 在长达四年的时间内, 跟踪拍摄了生活在芝加哥旧城区的篮球少年亚瑟·阿奇和威廉·盖茨, 讲述了两个美国少年为篮球梦想而努力奋斗的故事。再如2015年法国人文纪录片《人类》 (Human) , 导演用三年的时间, 拍摄了全球60多个国家2020位采访对象的故事。这些不同肤色、不同种族的人, 包括乌克兰的自由战士、马里的农民、美国的死囚, 他们各自不同的故事几乎涉及了关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所有主题, 如战争、恐怖主义、同性恋、贫穷、难民、生命和死亡等。

与西方纪录片以个体为中心的拍摄视角不同, 我国纪录片更加注重群体主义展示。以反映20世纪90年代上海普通市民生活状态的纪录片《德兴坊》 (上海电视台纪实频道出品) 为例, 该片讲述的是生活在上海老式弄堂里几个家庭的故事, 用镜头语言描绘了每个家庭的生活细节、邻里之间的生活琐事、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怀与矛盾冲突。影像式记录了当时上海普通老百姓的生存状况, 真实反映了特定历史临界点都市居民住房困顿的历史阵痛, 该片因此也被誉为“上海城市生活的历史档案”, 并获得了第四届上海电视节“观众最喜欢的纪录片”大奖。再如2012年热播的美食类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 (第一季) , 虽然汲取了西方纪录片的交叉叙事手法, 但仍然体现了“以拍摄个体展现民族群体”的中国式纪录片特色。这部纪录片以全国各地的特色美食为主线, 通过东方美食这种特定的文化符号来追溯人们共同的生活状态和民族记忆, 通过对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关系的探讨以寻求它们的共性, 通过描述中华美食所拥有的共同味觉塑造中华民族勤劳、质朴、智慧的整体形象。《舌尖上的中国》选择的拍摄家庭, 通常是三代或四代同堂的具有中国典型气质的家庭, 在向东西方观众介绍中华美食的同时, 传递了人类共通的家庭和谐、尊老爱幼的民族观念。6

(二) 中国梦与美国梦:国家精神的不同表达

中国和美国都是在国际社会举足轻重的国家, 拥有各自不同的历史背景、社会制度和文化传统, 也是东西方国家的典型代表。两国纪录片的差异, 同样也是东西方文化差异的影像式折射。以分别代表中国梦和美国梦的纪录片《百年潮·中国梦》 (2014年) 与《美国:我们的故事》 (2010年) 为例, 两者在叙事方式、传承国家精神方面, 表现出了东西方截然不同的人文精神。从纪录片标题, 不难看出《美国:我们的故事》的平民化叙事导向, “国家”被更富亲近性的“我们”代替。纪录片通篇表达了普通民众在美国发展历史中的核心作用, 重在传承乐观、自信、勇敢、善于冒险的美国精神。每一集都在强调和暗示“优越于其他国家”的美国精神, 认为这是人类精神的最高体现。7而中国拍摄的大型电视政论纪录片《百年潮·中国梦》则围绕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主题, 历史印记与现实故事交相辉映, 生动诠释了“中国梦”的历史渊源及当代实践。该片侧重于宏大叙事的主基调, 更加强调精英领袖对中国梦进程的重要推动作用。该片阐释的中国梦表达了鲜明的国家精神, 既是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和中国历史的集中表述, 也是改革开放时代背景下中国人民生存状态、发展状况和社会变革的真实写照。

三、殊途同归——中国纪录片的对外文化传播策略选择

(一) 以纪录片为载体构筑文化外交的对话式语境

不同文化的对话和交流, 可以促进不同国家或民族之间的相互理解和尊重。而文化交流不仅仅意味着言说者的自我认知, 更意味着言说者和受众之间的沟通与对话。其中, 对话性语境是决定文化交流成效的重要因素。纪录片是了解一个国家或民族的重要渠道, 纪录片具有先天的文化感召力, 是构筑中外文化交流对话性语境的重要载体。通过纪录片向全球讲述中国故事, 也是中国文化外交策略的影像式表达。以中央电视台2016年播出的纪录片《一带一路》为例, 该片以文化融合为主题, 围绕中外观众耳熟能详的丝绸之路这一文化元素, 讲述了丝绸之路背后的文化故事。通过对五十多位在国际社会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人物的采访, 达到对东西方观众的说服效果。该片将国家形象、民族精神等宏大主题, 融入到以真实影像为载体的人物故事之中, 借助民族化的内容、国际化的叙事与他国进行文化交流。

作为以电影或电视为传播介质的艺术形式, 纪录片展现给观众的是一个国家的文化形象或一个时代的典型特征。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观念、中国崛起的现代化实践, 都是中国纪录片创作的鲜活题材。中国传统文化艺术中的诸多元素, 因为兼具民族性与世界性双重属性而具有跨文化交流的共通性。8如中央电视台纪录频道2012年推出的纪录片《china·瓷》, 讲述了明末清初中国与世界相互影响的故事, 通过探讨中外观众认知度较高的“瓷”在东西方文化交流中所扮演的角色, 用丰富多彩的影像展现了中国文化的民族特色和历史辉煌。而历史题材电视纪录片《大国崛起》 (2006年) 则立足于中国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实践, 以纪录片形式展现了中华文明对话世界文明的责任和使命。

(二) 在叙事模式上实现国家叙事和个体叙事的有机结合

国家叙事主要是指以国家或民族为特定视角, 进行文化追溯和历史展示的叙事模式。这种叙事模式首先考虑的是意识形态的传播功效, 因而具有视角宏观、主题宏大、结构完整的特点。20世纪80年代的《话说长江》《丝绸之路》, 2005年播出的《故宫》等纪录片主要采用的就是国家叙事模式。国家叙事模式着眼于对历史文化和民族精神的全景展示, 有利于鼓舞国人的文化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而个体叙事则是指以个体生活、个人命运为视角的叙事模式, 具有视角微观、细节丰富和主题鲜明的特点, 强调以具体取代抽象、用细节还原真实。这种叙事模式可以实现不同文化背景下传播者、受众之间的情感共鸣, 最大限度地消除因国家宏大叙事而造成的意识形态冲突。这种叙事模式以陈为军执导的纪录片《好死不如赖活着》 (2003年) 为代表。虽然没有宏大场面与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 只是真实地记录了一个贫穷艾滋病患者家庭的日常生活, 却很容易引发人们对人性的思考和对生命的尊重, 该片也因此获得了第63届美国广播电视文化成就奖和2004年英国国家最佳纪录片奖。

无论国家和民族具有怎样的差异性, 在个体情感体验上都会有共同性, 而且个体叙事可以更多融入故事化、情景化的艺术表现手法, 在故事编排和情节演进中完成对主题形象的诠释, 从而引导不同国家和民族理解人类情感的共性。中国纪录片既要运用宏大叙事模式阐释民族精神, 同时也要运用个体叙事展现普通民众的情感历程, 在叙事方法上实现从说教式的刻板叙事向剧情式的生动叙事的转变。如2015年播出的纪录片《对望:丝路新征程》, 利用剧情片常用的蒙太奇手法, 将沿线国家具有质感的人物形象与中国本土的普通民众进行交叉叙事, 隐喻不同国家和民族交互共生的命运。再如2016年播出的纪录片《一带一路》, 既注重刻画古代丝绸之路的集体记忆, 也穿插了东西方观众耳熟能详的张骞出使西域、马可·波罗游历中国等文化故事, 通过国家叙事与个体叙事的有机结合, 唤起东西方不同受众的共同历史记忆。

(三) 影像式展现中国对人类共同命运的思考和担当

文化多样性是人类的共同遗产, 也是人类进步的不竭动力。在文化多样性成为全球共识的时代背景下, 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了人类发展进步所面临的共同文化语境。中国纪录片的制作与传播, 也要将民族题材置身于全球格局中加以考量, 从中国视角解读人类发展变迁的历史规律和现实动力, 影像式记录中国为人类发展所做的努力。如中央电视台、华风气象传媒集团、中央新影集团2012年联合摄制的科学纪录片《环球同此凉热》, 从气候变暖这一全球现象入手, 探讨了人类自工业革命以来自然气候的变化。该片从历史与现实两个维度, 深入阐述了生态环境变化与人类文明进步的辩证关系。在启发人们思考人类文明共同命运的同时, 提出了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到生态文明的人类发展路径。再如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2014年播出的《互联网时代》, 通过追溯美、英、日等14个国家的互联网发展历程, 全景式呈现了互联网对全人类带来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变革, 体现了中国对于互联网本质的深刻思考。

纪录片可以将审美意识、价值观念、精神信仰等抽象的概念转化为直观的影像, 并借助影像传播的力量消除文化隔阂。在西方文化价值处于强势的全球化背景下, 中国纪录片不仅要展现中华民族文化价值观念, 更要积极吸收人类多元文明的有益成分, 以体现中国文化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传播理念。通过纪录片聚焦或讲述人类共性的情感故事, 更容易促进不同文化形态的沟通与融合, 最大可能地超越意识形态束缚、消除西方世界对中国的刻板印象。2011年入围阿姆斯特丹国际纪录片节的《活着》、2012年获得意大利米兰电影节最佳纪录片奖的《千锤百炼》, 都侧重于刻画中国社会变革中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 这恰恰也是全球化进程人类共同面对的情感冲击和发展困惑, 更容易引起各国人民的广泛关注和情感共鸣。聚焦人类共同命运、体现中国担当的纪录片, 可以充分体现中国面对东西方文明冲突时的开放和包容态度, 这也是多元共生的文化环境下中西方纪录片题材的共同视角。

注释

1 沈悦、尹如歌:《中国纪录片的国家形象建构与跨文化传播——“一带一路”视阈下的再思考》, 《云南民族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年第2期。

2 戴盈:《从文化支撑到民族认同和国家形象传播——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和〈寿司之神〉的比较》, 《现代传播 (中国传媒大学学报) 》2014年第7期。

3 刘艳婧、刘新利:《文化纪录片对国家形象的建构功能及方式》, 《新闻论坛》2015年第2期。

4 武新宏:《国际视野与现代表达纪录片——〈当卢浮宫遇到紫禁城〉跨文化传播理念与效果探析》, 《现代传播 (中国传媒大学学报) 》2011年第6期。

5 张国涛、苟博、李艳:《中国故事的跨文化表达与国际传播——解析纪录片〈透视春晚:中国最大的庆典〉》, 《现代传播》 (中国传媒大学学报) 2013年第3期。

6 向青:《浅析记录片〈舌尖上的中国〉传播的中国文化》, 《商业文化》2012年第7期。

7 权雅宁、郭勋亚:《中国梦与美国梦的纪录片呈现差异》, 《新闻知识》2015年第9期。

8 徐放鸣、陈洁:《〈当卢浮宫遇见紫禁城〉:跨文化视野下的文化中国形象呈现》, 《艺术百家》2017年第5期。